绍英在宣统年间作为度支部侍郎，但不久清朝就覆灭了。辛亥革命后，末代皇帝溥仪被允许继续住在紫禁城，“中华民国以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。”此时绍英为溥仪宫中的内务府大臣，溥仪在自传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还提到过他，称绍英“恭顺、出名的胆小怕事”。近年国家图书馆还出版了《绍英日记》，书中包括许多珍稀史料，是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的重要参考。绍英去世于1925年，死后葬在北京西郊；墓内种有五棵松树，至于这五棵松是绍英的家人栽种的、还是原本就有的，此事没有记载，只能靠猜。
绍英墓建成后，这一带被称为“葛老坟”。我觉得“葛老”当是误传、别字，因为绍英又不姓葛，所以应该是“阁老坟”。阁老本来是对于年长、资历深的中书舍人之尊称；中书舍人即掌管中书省事务的官员，行使宰相权力；洪武废相之后，明清两朝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；但到了民国时期，对于清朝做过大官儿的人通常都称为“前朝阁老”。绍英虽为宝珣独子，但是他是宝琳这门儿过继过来的；而宝琳有五子，也就是说绍英的亲生兄弟是五个。墓地栽种松树的我国由来已久的传统，此处极有可能绍英五兄弟葬在了一起，想要作为家族墓；因此其后人在每个坟前栽上一棵松树，是完全有可能且合理的。
这五棵松树活的还挺好，一直到解放后依然苍劲挺拔。不过解放前后，这一带还很荒凉（墓地也没有设在闹市区的），常有土匪出没，抢劫过往的行人。因为当时此地是去往门头沟及京西平原地带的重要通路。早年门头沟产煤，许多人赶骆驼拉煤进城卖钱，也有很多行商之人时常从此经过；由此还衍生了另一个“赚钱的道儿”，一些无业穷人为初来乍到、路线不熟的买卖人进出城引路。但由于路上不太平，行人大多不敢单独行走，只好约上几拨儿人凑在一起才敢上路，人多胆气壮、碰上劫匪也有力对付。
由于此地出城并不远（1939年日伪政府开辟了“ 复兴门”），又有五棵松树作为地标，因此成了大家“聚齐儿”的地方。但要说在坟地聚齐儿终归不好听，于是几拨儿引路人、商队或驼队，在出城之前都不说“ 葛老坟”见，而是“五棵松聚齐儿”。一来二去，“五棵松”的名字也就叫开了，加上后来西郊的建设开发、坟丘被平覆，也看不出墓地的样子了，于是五棵松就成了正式地名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开始修地铁，也就是现在的一号线，其中有五棵松站。据说当时并没打算动这五棵松树，但那会儿没有盾构技术，需要明挖，可能挖沟的时候伤到了树根，五棵古树没能保护下来死掉了。 后来相关部门在地铁站西北出口又重新栽种了五棵松树，或许是为了让这个地名仍然名副其实吧？如今的五棵松早就建设成了繁华地段，不过随着绿化工程的进一步发展，如今已经很难确认到底哪几棵才是补种的五棵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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